他的身影，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个年头；他的故事，却永远流传在这世间；他的声音，犹在我们的耳畔回荡；他的名字，就叫张孝骞……
张教授主张读书，但是，他最反对临床大夫只顾埋头读书，不仔细观察病人病情的变化，不注重临床细节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告诫学生，不要做看书的郎中。他说英语中的bedside，是指临床大夫必须贴近病人的床。亲临实践是他对年轻大夫的要求。
张教授认为，临床诊断可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收集资料。他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病史，因为病史是病人来求医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大约50%以上的病例应当能够从病史得出初步诊断。
马寅初夫人得了怪病，一感冒就发生休克。医院检查，诊断不明。医院，张教授询问病史，得知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曾在协和接受治疗。他推断临产大出血，可以引发脑垂体坏死，致使甲状腺、肾上腺等激素分泌不足。感染诱发应激反应，病人就容易发生休克。他初步诊断为席汉综合征。激素测定结果亦证实他的推理是正确的。
张教授博学，他按逻辑推理，知道严重出血性休克可以导致垂体坏死，此乃顺理成章。然而令人惊叹的是，他怎么能从一感冒就休克那样的怪病，联想到30年前发生的临产大出血，从而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呢？首先是细心询问病史。帮助他回忆起病人30年前病史的是他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的记录。
把对医学的孜孜求索和对病人的牵挂，写进密密麻麻的小卡片、小本本
作出临床诊断，需要收集资料，其中也包括体格检查和病程的观察。张教授经过细致查体，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体征，提出了别人想不到的诊断。
一位年轻人被诊断患有原发性高血压，通俗地讲就是原因不明的血压升高。张教授查体发现病人外耳道有个小结节。经多科检查，认定这是一种交感神经节细胞瘤，原发部位在颈静脉体，从颈静脉孔进入颞骨，从外耳道长出。手术切除肿瘤后，病人的血压恢复正常。
另有一位病人多年来按结核性脑膜炎治疗，效果不好。张教授查体发现病人后颈部有个肿大的淋巴结，他怀疑病根可能就在这里。最后结果显示病人罹患一种叫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可以自然好转。停止原有治疗后，病人很快痊愈。
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
张老说过：查体的细致性、全面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只能看到自己要求的东西。如果临床大夫头脑中，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对于病史的特点以及听诊触诊发现的异常体征，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要有那种强烈的好奇心，透过查体中的意外发现，去追究发病的深层原因，目的是为了找到正确的诊断。
临床诊断的第二个步骤是分析整理资料。
一位男性病人，医院住院检查。因鼻塞、声音嘶哑以及皮肤结节、皮肤浅层溃疡等，曾取声带和皮肤损害处组织做活检，病理报告为卡波西肉瘤。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素治疗，病情反而加重，遂转来北京求治，收住皮肤科病房。
医院大夫谁也没有见过这种病，要来多科会诊。皮肤科认为是不典型的卡波西肉瘤，耳鼻喉科认为可能是马鼻疽，病理科不能断言是卡波西肉瘤。在京出席皮肤病学会学术会议的几位专家被邀来会诊，众专家也被这一难题难住了。诊断不明，病情继续。
张孝骞教授闻讯，亲自到病人床边，仔细检查，提出可能是韦格纳肉芽肿的拟诊。他随即到图书馆查阅文献。经过一番思考，向有关大夫说明自己提出该假设的依据。他也坦言自己没有经验，意见仅供参考。两个月后，病人死亡。尸检病理结果证实张教授的诊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例韦格纳肉芽肿病。
另一位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尿中有红细胞，初步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起初张教授同意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后，他静下来沉思，对自己同意了的诊断产生了疑问。第二天，他再次查体，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血栓静脉炎，因此才造成肺、肾等多器官损害。所谓肺-肾出血综合征是假象。为此他纠正了最初拟订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一生践行临床工作的最高原则是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张孝骞教授从医的一生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比较注意跟踪专业领域内的新进展，阅读杂志的前沿文章，以为如此方可以保持自己的知识与时俱进，是做学问之道。其实不尽然。张教授的治学经验告诉我们，贴近病人床边更为重要。我们需要从临床观察中去发现新的问题。临床意外发现的一些异常体征，若轻易放过，很可能错失一次正确诊断的机会。
研究课题要从临床中来，成果要反馈到临床中去，而不是从文章中来，到文章中去。跟踪医学前沿进展，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知识处在什么水平，知道我们在做的研究是不是别人巳经做过了，或者正在做着，仅此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张教授反对临床大夫做看书的郎中。若不然，我们能够模仿，但不会有所发现，更谈不上能有所创新。
本文内容节选自《张孝骞教授和他的小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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